马一浮

　　与郑垓

　　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马一浮9岁，其父聘请会稽举人郑垓为他作启蒙塾师。郑垓（1867—1925年），字墨田，上虞长塘人。他博览史书，善文能诗，擅长书画，且精通《易经》与医学。马一浮聪颖非凡，读书过目不忘，3年以后，郑墨田这位饱学之士已深感不能胜任，即知难而退辞去教职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师生同赴县考，学生名列榜首，而教师郑墨田却是第23名。但马一浮对这位启蒙老师仍敬爱有加，抗战前几年，已经享有盛名的马一浮从杭州回绍兴探望恩师，身着黑褂长袍，头戴红顶缎帽，来到郑垓的书房门口，恭恭敬敬地以四跪四拜大礼叩见老师。先师去世时，他又专门题写了墓碑，并赠给其子郑光立一部木刻的《道德经》。

　　与汤寿潜

　　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（1856—1917年），山阴人氏，曾为民国时期浙江第一任都督，又曾任交通总长等职。他为人正直清廉，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时不取薪金，为人处事讲究原则，马一浮16岁时成了汤寿潜的东床快婿，也深受其人格的影响。汤寿潜造沪杭铁路时，原打算将杭州车站设在艮山门，再铺一条支线到拱宸桥。马一浮认为此举对在拱宸桥设有租界的日本帝国主义有利，说中国人造铁路应该为中国人着想，力主将终点设在杭州商业区，再铺一条支线到钱塘江边，使水陆运输衔接。岳婿两人达成共识，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城站与南星桥货运站。

　　与蔡元培

　　绍兴先贤蔡元培（1868—1940年）比马一浮大15岁，对马一浮也十分器重。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，蔡元培任教育总长，他想物色一位德才兼备的得力助手为教育部的秘书长，就想到了马一浮。马对蔡的学问与人品也很敬重，接到邀请书后，立即北上赴任。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，对官场一套应酬不适应，两周以后即辞去职务回到浙江。1916年冬，蔡元培从法国回国，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在考虑文科学长人选时，蔡元培再一次想到了马一浮，委托苏曼殊到杭州拜访在西湖隐居的马一浮，马一浮又以“古闻来学，未闻往教”为辞婉拒。

　　与马叙伦

　　马叙伦（1885—1970年）是马一浮的好友，祖籍也在绍兴。他比马一浮小两岁，早年两人均追随孙中山先生为辛亥革命出过力。解放初，中共在北京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，周恩来拟邀请马一浮出席会议，即请马叙伦拍电报转告。但这份由马叙伦署名的电文过于简单，马一浮收到后，以为是朋友的私人邀请，没有赴会。周恩来以为马一浮为人清高，不肯来赴会，打算亲自到杭州来邀请，因公务繁忙，无法脱身，于是派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先来拜访马一浮，于是就有了1952年陈毅的蒋庄之行。1957年4月，周恩来陪同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，对这位乡贤仍念念不忘，乃陪同伏老来到蒋庄登门拜访，两人终于相见了。此后，周恩来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杭，设宴于杭州饭店，也请马老作陪。从此，政府即从各方面关心马老的生活。当时杭州只有花港饭店、华侨饭店和杭州饭店有暖气设备，一到冬天，马一浮就被安排到其中一处居住。马一浮十分感激，特地将自己收藏的357件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。

　　与竺可桢

　　马一浮与竺可桢先生（1890—1974年，上虞东关人）也有一段交往。1936年5月24日，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刚刚一个月的竺可桢即到马一浮寓所拜访，聘请马一浮为浙大学生授课。马老未答允。抗战爆发，浙江大学内迁，马老也往西逃难，竺可桢又一次电邀马老担任国学讲座教授。时国难当头，急需培养人才，马老一口答应，随浙大师生来到江西泰和，以后又转至广西宜山。

　　马一浮与孙传芳，1903年，美国 被人誉为“千年国粹、一代儒宗”的马一浮，道德高尚，为人谦逊。但他对骄横的权贵，却是风骨傲岸，横眉冷对。

　　1924年9月，直系军阀孙传芳占领浙江，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，夏超任浙江省长。孙到浙后，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。如勒令停刊有市民声音的《杭州报》 ，干涉市民抵制日商百货的行动等。旅沪浙江公会发电呼吁，要孙传芳离开浙江；旅江津浙人发表公告，要夏超辞去省长。一次，孙传芳专程到马一浮家拜访，马一浮知道来访者是孙传芳，立即表示不接见。家人考虑到孙传芳的当时权势，便打圆场说：“是否可以告诉他，你不在家？”马一浮果断地说：“告诉他，人在家，就是不见。”孙传芳听后，只好没趣地悻悻而返。

　　与蒋介石

　　1938年8月，马一浮避日寇西迁，在四川乌云山复兴书院任主讲和总编纂。国民政府想借马一浮的声望，收买人心，装点门面，用尊孔读经来对抗马列主义的传播，开始同意给复兴书院拨款，后迟迟没行动。马一浮为解决经费，来到重庆。蒋介石知道后，为取得礼贤下士的名声，特邀召见。马一浮再三推辞，后不得已才由陈布雷陪同，去见了一面。

　　马一浮到蒋介石处后，蒋介石略事寒暄，假惺惺地做出虚怀若谷的样子，向马一浮请教治国之道。马一浮正色道：“唯诚可以感人，唯虚可以接物，这是治国的根本之法。”直言指责蒋欺骗人民，虚伪专制。又说：“务请以国家民族为重，捐弃宿怨前嫌，联合各党各派，共同抵御外侮。”其言刺耳，说得蒋介石默默无语。马一浮讲完后起身告辞。此后国民政府仍不给书院经费，马一浮靠刻书卖字维持生计和捐款书院。

　　与毛泽东

　　1956年，全国政协召开知识分子大会，毛泽东等共和国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与会的各位特邀委员，并与大家合影留念。这是马一浮第一次见到毛泽东。

　　1957年，马一浮又应邀赴北京开会。会后举行宴会，毛泽东特意与马一浮坐在一起。他们互相交谈，颇为融洽。马一浮后来特意书写了“使有菽粟如水火，能以天下为一家”的一副诗联，赠给毛泽东，以示答谢。

　　1964年，马一浮应邀赴北京开会，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他。两人谈论了中国古代诗歌等，当时在座的还有马一浮的同道和友人熊十力等。此次会见，马一浮还为毛泽东写了一副古人的名联：“大海有真能容之量，明月以不常满为心”。

　　也是在1964年，有一次毛泽东接见和宴请全国政协委员中花甲以上的老人，马一浮也在其中。当时他应邀赴宴，先与在门口迎接的毛泽东握手寒暄，随后被安排坐在毛泽东身旁，同桌的还有周恩来、陈毅、粟裕、陈叔通等。毛泽东还特地请马一浮坐在自己和周恩来之间，以示敬重。宴席开始之前，面对马一浮、陈叔通等耆硕，毛泽东不要服务员来摆放碗筷，而是特地让年纪较轻的粟裕来摆放餐具，以示对马一浮等耆硕的尊重。

　　宴会后，马一浮感动之余，回到杭州写了两副对联，分赠毛泽东和周恩来。前者曰：“旋乾转坤，与民更始；开物成务，示我周行”。落款则为：“集《易》《诗》《汉书》《宋史》句，赠毛泽东。马蠲叟赠言”。后者曰：“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；体国经野，辅世长民”。落款为：“集《周礼》《孟子》《礼记》句，周总理鉴正。马蠲叟赠言”。马一浮书写这两副对联时，两眼已近失明，所以书写叫作“瞑书”。书毕，他感到不是太满意，后来又写了两副，直到满意，才交人送出。

　　与陈毅

　　1952年春天，陈毅由浙江省文教厅厅长刘丹陪同，直至西湖蒋庄看望马一浮。为了表示自己对马一浮的尊重，陈毅还特地穿了长衫。

　　到了蒋庄，马一浮尚在休息，陈毅嘱咐不要去惊动他，于是先在附近的花港公园观赏风景。陈毅一行再折回来时，马一浮仍未醒，此时春雨霏霏，马一浮的家人请客人进屋稍待，陈毅却道，“未得主诺，不便遽入”，仍在屋檐下等候。这就是后来被传诵一时的“马门立雨”。马一浮醒来，方知有贵客在等候，而且竟然淋了雨，连声致歉。经介绍，更知来客不凡，乃一代儒将陈毅。未几，两人便愉快地交谈起来，话题也愈来愈宽广，涉及玄学、禅学、宋明理学和诗词等。

　　言谈中，陈毅没有忘记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敦请马一浮出山。他知道马一浮曾十分“固执”——早年曾是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秘书长，后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又聘他为文科学长，马一浮却以“古闻来学，未闻往教”为由，拒绝出山（于是陈独秀才被聘为文科学长）。此后，马一浮更是以治学为务，拒绝一切俗务。他安贫乐道，虽然名声在外，但其性格和志向都不似常人。可以想见：如果再让他出山，想必他也会推却的。

　　此时，陈毅却为此坦言：“过去国民党掌权，您老不出山；现在我们当家了，您老还不出来吗？”陈毅如此一问，让马一浮感慨不已。马一浮动情于陈毅的率性和热诚，欣然同意出任华东（上海）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，翌年又出任浙江省文史馆第一任馆长，再一年又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。

　　与红卫兵

　　文化大革命时期，一生耿介的马一浮晚年向红卫兵低头；被抄家时，他恳求道：“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”，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。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听说杭州七中的‘红卫兵’正在马一浮‘破四旧’、烧书，立即蹬着三轮车赶到蒋庄，从尚未抛入火中的箱囊中，挑选出了一批书画、抄本及朋友赠送他的字画和少量的刻本书。经清点造册，抢救出来的马一浮手稿和抄本有百余册，字画79轴，其中还有黄宾虹等名家的作品；另有马一浮自书的条幅241幅，未裱的拓片20余套。后来又从杭七中接收到红卫兵抄家的马一浮藏书3000余册。这批藏书除手稿、抄本外，还有一批刻本，刻本中多为清刻，明刻约有十余部，如《世说新语》《吕氏春秋》《诗纪》等。书上钤有‘智林图书馆’或‘复性书院图书馆’印。

　　哲学体系

　　马一浮认为心、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，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，终无入头处”。因此，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“发明自心之义理”。马一浮认为，把哲学分成本体论、认识论、经验论、方法论等，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，而“中土先哲，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”，其学“内外本末只是一贯”。可以说，在马一浮那里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，以及全部教育问题，都只集中在一点上，即“发明”和“反求自心之义理”。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。

　　马一浮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、陆王两派的思想、方法。他认为，“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，……先儒临机施设，或有抑扬，皆是对治时人病痛，不可执药成病。程朱陆王并皆见性，并为百世之师，不当取此舍彼。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，此须善会，实下工夫。他批评那些对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人说：这些人“不知源流，又不明古人机用，妄生同异，只是瞎汉赃诬古人，自己全不曾用力，安能知古人造诣邪？”其实，“程朱陆王岂有二道？见性是同，垂语稍别者，乃为人悉檀建化边事耳（按：“为人悉檀”乃佛教用语，意思是根据各人不同的根机和能力，而为之说各种法；“建化”指建立教化，也是临机施设，对症下药的意思）”。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，诚如贺麟所指出的：“其格物穷理，解释经典，讲学立教，一本程朱，而其返本心性，祛习复性，则接近陆王之守约。”

　　理学思想

　　马一浮在二、三、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、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。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，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，是时人所公认的。马一浮从不标新，更不自构体系，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，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。

　　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，这也就是他在《复性书院学规》中提出的“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，必适于道”的四点：“主敬”、“穷理”、“博文”、“笃行”。他指出：“主敬为涵养之要，穷理为致知之要，博文为立事之要，笃行为进德之要。”

　　“穷理为致知之要”是这四句中的重点。在谈到“理”的问题时，马一浮总是联系“气”和“事”来说，强调“理气”、“理事”的“一源”和“无间”。他继承程朱的思想说，“有气必有理”，“离气则无以见理”，“无此理则气亦不存”，“理气同时而具，本无先后，因言说乃有先后”等等。同时，他也进一步发挥道：“太极未形以前，冲漠无朕，可说气在理中；太极既形以后，万象森然，可说理在气中。”他还结合“易”的三种含义来阐发理气的关系，说：“气是变易，理是不易，全气是理，全理是气，即是简易。”这是一种新的解释，诚如他自己所说的，“此是某楷定之义，先儒释三义未曾如此说。”以后，他又把“易”之三义与佛教所说的“体、相、用”三大贯通起来，认为“不易是体大，变易是相大，简易是用大”。从而使理气的体用关系，得到了更为生动细致的说明。关于“理事”关系，他则一再强调“事外无理”和“理事双融”。

　　更重要的还有一个“理”与“心”的关系问题。在此问题上，马一浮竭力调和程朱和陆王的差别，而坚持的则是“心外无理”的观点。他解释朱熹的“格物致知说”说：“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，致知为推极吾心之知。知者，知此理也，知具于心，则理不在心外明矣。”他还说：“格物即是穷理，异名同实”。他还引用佛教的理论来作佐证，说：“佛氏亦言，当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。心生法生，心灭法灭，万行不离一心，一心不违万行。”他的这些论证，最终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即：“致知是知此理，唯是自觉自证境界，拈似人不得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一切名言诠表，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，到得此理显现之时，始名为知。”可以说，穷理致知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核心，从这里出发，又回归这里。

　　学术思想

　　“义理名相论”则是马一浮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“六艺”义理的阐扬与发明，称之为新义理学说。马一浮“义理名相论”的学术旨归，是通过分析名相而识得六艺的义理内涵和中国学术的本原。以佛氏的义学和禅学为助发，做到了会通儒佛，体用一原，显微无间。“义理名相论”命题的提出与探究，既是马一浮实现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义理之学的结晶，也是要给来学指示一条达至最终派遣名相的观念与途径。泰和、宜山两《会语》中的《理气》《知能》《说视听言动》《居敬与知言》《涵养致知与止观》《说止》《去矜上》《去矜下》八篇著论，是马一浮研究的如何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，从而彰显六艺义理真谛的示范，可谓深文奥义，理事双融，不二法门。

　　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，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。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，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“六艺”之中，即所谓：“国学者，六艺之学也”。这里的“六艺”是指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六经”。但马一浮更喜欢用“六艺”这一名称，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，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。他认为：“此（六艺）是孔子之教，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，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，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。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，诸学不能该摄六艺。”

　　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，马一浮则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，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。他反复声称：“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，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，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。”又说：“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，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”，“六艺之本，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”。因此，在文化、学术上如果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，终无入头处”。他说，这些道理说来简单，却是他“自己体验出来”的。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，对于人类的文化，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，充满了坚强的信心。他认为，只要“天地一日不毁，此心一日不亡，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。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，舍此无由也”。

　　教育成就

　　抗战时，国难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。他打破“平生杜门”，“未尝聚讲”的守则，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，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，出山讲学，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“国学讲座”。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，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，不受环境之陷溺，对自己完成人格，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。”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——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——来教大家立志，希望大家“竖起脊梁，猛著精彩”，“养成刚大之资，乃可以济蹇难”。可见，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，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。1939年夏，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“复性书院”，担任主讲，讲明义理，选刻古书，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。可以说，整个抗战时期，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，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。

　　书法成就

　　马一浮擅长书法，各体皆备，碑帖兼取，尚古而脱古，自成一家。尤精行草及隶书，行草运笔俊利，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，横划多呈上翻之势，似淡拘成法，拙中寓巧，气格高古；隶书取精用弘，形成用笔温厚、结体潇洒之特点。亦善治印，朴茂而富韵致。

　　马一浮在《戏题鬻书启诗》中自谓：“恨无勾漏丹砂诀，幸有羲之笔阵图。”由此诗可知，他自己的书法所成，自视不低，且独钟于王羲之。

　　纵观其学书之路，早年以唐碑入手，尤喜爱欧阳询父子，二十岁后遍临魏晋南北朝书，植根于钟王诸帖。他的篆书直接取法李阳冰，隶书则以《石门颂》为宗。

　　最为世人认可的还是其行草书体，集各种书体于一身，自成风格。亦善治印，为西泠印社成员，其印朴茂而富韵致。

　　马一浮生前曾言，他平生最喜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与《圣教序》。故对其用力也最勤，尤其学《圣教序》的成分更多。无论点画、笔法，间架、结构，甚至是行距、章法，深受《圣教序》影响。

　　当然，马一浮在书法上的成就和赞誉，主要得自他博大精深的才学。曾受过马一浮亲炙的丰子恺更是服膺他的学问人品和书艺，称其为“中国书法界的泰斗”。

　　读书之法

　　对读书的穷理之道，马一浮亦有精辟概括，他认为，读书之道，约而言之，有四门：一曰通而不局；二曰精而不杂；三曰密而不烦；四曰专而不固。四种读书法，实则解决了博与专、义理与细节、简与繁、中心与边缘等问题，其总结可谓精辟之至。马一浮对此稍加解释，“不局不杂，知类也；不烦不固，知要也。类者，辩其流别，博之事也。要者，综其指归，约之事也。读书之道尽于此也”。

　　关于读书之目的，马一浮以为，读书当求明理，更贵在养德。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来，始终将“学之为己”为第一要务，“学之为己”的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；而非“学之为人”，即以“博学”炫耀于人以换取某种好处为目的。马一浮以为，学问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，读书再多，亦不过一书橱耳，又有何用？他多次强调读书的终极目的，在于修身、在于提高修为，并提出“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”的践行主张。指归自己实则意味着，学人在明理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到身体力行：“但说取得一尺，不如行取一寸”；“‘忠信笃敬’要体而行之，不是说其义旨便了”。此正所谓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之意，只有真正将义理落到实处，方可算的上“真学”。反过来，通过读书所培植的道德（即“畜德”），又能促进人们人更好的明理。譬如，当学人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，具备了开放、谦虚、包容的品质时，他能更好的吸收他人有益的东西，进而更利于扩大其视野，开阔其心胸，进而帮助其更好地通晓天下之理。于是，“读书—明理—修德—读书—明理”构成一个良性循环，此循环实则是儒家圣贤人格培养的一个缩影。总之，马一浮的读书之目的，在明理修德；明理之旨，终归还是养德。明理践性为历代大儒者所提倡，更为马一浮终生所实践。故而，马一浮“读书法”，实则映射出马一浮修身践性之法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，重新隐居林下，唯主持智林图书馆，继续选刻古书。解放后，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、全国政协委员等职。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，不以俗务打搅，让他在杭州家中（花港蒋庄）安心著书立说，颐养天年，直至十年浩劫，他也未能幸免。

　　传播《资本论》

　　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第十二届世博会，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正式参加世博会。清政府派溥伦亲王为正监督（团长），并要选派懂外文的人员去负责筹建中国展馆。时年20岁的马一浮由于懂外文，被录用去做中国展馆的筹建工作。

　　马一浮到达美国后，开始他抱着欣喜、激动、期盼的心情，一心想学好外语，学好西方哲学、文学，他认为学习是他的第一乐趣。不到10天，他找到一处学英语的地方，每天只要花一个美元从师学习英语2小时，学习文法。不久，他翻译了《日耳曼社会主义史》、《法国革命党史》，《政治罪恶论》等书刊。他的第二个乐趣是购读了不少社会学著作和图书，特别使他高兴的是购买到了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他在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今天下午我得到英译本马格士（马克思）《资本论》一册，此书求之半年矣，今始得之，大快，大快，胜服仙药十剂，予病若失矣！”这时马一浮正在患感冒，还发着高烧。他说我回国时一定要把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这部巨著带回中国去。

　　马一浮在美国考察了社会的一些实际情况后，心情逐渐由原来的欣喜、激动、期盼变成了苦闷、悲愤、失望。他原以为美国是文明、民主的，实际上却是野蛮而专权的。特别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对华人的歧视，他在日记中说：“美人定华商赴会，须人纳500金圆，呈保书证明实系赴会，乃许入境，既到会所，则不得出会场一步，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，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，送返中国，当处以流罪。”他说：“这哪里是参展，简直是进牢笼。”他还说：“闻圣路易斯大学等，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令诸生演说。在戏曲舞台上，中国人亦被描绘成让人笑骂的无赖等等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？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，中国人民尚未觉醒，而受美国歧视。”马一浮认为要在中国传扬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，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振兴。

　　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5月6日，马一浮在美国学习工作结束，先后历时302天。他离开美国回到祖国，将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带回中国，他是在国外自费购买将马克思《资本论》传入中国的第一人。回国后，他开始与国内同仁共同研读这部人类社会哲学巨著。不久，他又东渡日本学习日文和西班牙文，进一步研究西方哲学。在日期间，结识了鲁迅、秋瑾、章太炎等人，赞同辛亥革命。回国后，他定居杭州，研究各种学说。

　　少年时代

　　清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。父亲马廷培当时任四川仁寿县知县。母亲何定珠，出身于名门望族，颇有文采。马一浮有姐三人，均识字读书。

　　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从何虚舟先生学读唐诗。

　　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随父母返浙江绍兴原籍，居绍兴东关长塘后庄村（今上虞县）。

　　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其父聘举人郑墨田教子，郑氏为马一浮取学名“福田”。

　　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应县试名列榜首。

　　求学生涯

　　清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，浙江社会贤达汤寿潜（民国时期曾任浙江都督）见其文章，大加赞赏，以爱女汤孝愍妻之。同年赴上海习英、法、拉丁文。

　　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与马君武、谢无量合办《翻译世界》。

　　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妻子病逝，立志终身不娶。

　　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，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。曾预纂《欧洲文学四史》等著作。次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。

　　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回国，赞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，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。

　　学术养成

　　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应蔡元培邀请，短暂出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，不久后便辞官归去。

　　民国十七年（1928年），为丰子恺撰《护生画集序》。

　　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日寇攻陷上海，逼近杭城，国难迫使马一浮携家人南渡避寇。

　　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，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，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师名义作“特约讲座”，讲稿后辑为《泰和会语》。为浙大作校歌。同年随浙大至桂林，又转至宜山，继续在浙江大学讲学，讲稿后辑成《宜山会语》。

　　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年），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。

　　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年），编刻自撰历年诗词之作，有《蠲戏斋诗前集》《蠲戏斋诗编年集》《芳杜词媵》等。

　　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，抗战胜利，回杭州，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从事刻书。

　　人物归宿

　　1953年，任浙江文史馆馆长。

　　1954年，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。

　　1959年，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。

　　1964年，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。

　　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以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罪名被赶出蒋庄。

　　1967年，胃部大出血，后诸病皆发，于6月2日在杭州逝世。逝世后，被安葬在南山公墓。